编者按:
　　6月6日是海内外知名阿拉伯语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马坚先生百年诞辰。
　　马坚青少年时代，正值清末民初，内忧外患交侵，中国人民灾难深重。马坚目击时难，刻苦攻读汉文和阿拉伯文，希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回回民族素质，为国家效力。为此，不辞辛劳，跋涉数千里奔赴大西北投师，连年灾荒，哀鸿遍野，苦学一年又不得不转学到上海。以中国首批云南留学生一行五人远赴埃及，在尼罗河畔深造八年，同时开展学术活动。学成归国，经过马坚、纳忠的艰苦开拓，中国阿拉伯语教学从清真寺院经堂教育引入国家高等院校，列为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事人才，桃李遍国内和中近东阿拉伯国家。新中国建立初期，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使节来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会见，都由马坚担任翻译，马坚先生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1978年8月16日，马坚先生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全国文化教育界及广大回族穆斯林群众同声哀悼。马坚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勤奋正直的学者，他拥护人民政府，热爱新社会，为促进我国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为加强民族团结和宗教学术研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今值马坚先生百年诞辰（1906—2006）之际，选载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社会科学院院长纳麒同志《学者的楷模　民族的精英》一文，全面介绍马坚先生光辉生平以及卓越的学术成就，以资纪念！

　　云南个旧沙甸是滇南著名的回民聚居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906年的6月6日，马坚先生就出生于沙甸的一户普通回族农民家庭。他的一生，人如其名：性格坚韧，为人实在。名如其人：学蕴厚实；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穆斯林学者，宗教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学者的楷模”、“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一生奋斗所刻画的伟岸形象，成为后学的榜样；他用大半生历程书写的一个穆斯林学者的追求，展示出学者风采，阐释了穆斯林学者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
　　一、为学的楷模，后学的榜样
　　先生6岁入个旧鸡街小学学习，由于生性聪颖，加上刻苦勤奋，在校成绩首屈一指，同时利用晚间课余师从马明福阿訇在清真寺经堂中学习阿拉伯语及《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马明福阿訇归真后，先生又转投王诚一阿訇门下继续学习。此时经堂教育已经满足不了先生进一步求知的欲望了，他眼界开阔了许多，开始思考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面临的种种问题。先生在学业上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德高望重的白亮诚先生的赏识，白先生将他的名字由马万清改为马坚，字子实，马坚一名就此沿用下来。16岁时，他考入了昆明私立成德中学，在三年期间，其古文、阿拉伯语以及英语水平均有了长足进步，为后来的出国深造打下了基础。也就在此时，先生立下了“想当一名学者”的理想。1928年，缘于求知的驱动，先生想到上海、天津、北平去“访求一个新式的学校，造就阿拉伯文的基础……并考察中国伊斯兰的现状”。到达南京后，正值北伐战争，徐州战乱，故而改道西北，经汉口、郑州、西安、平凉，用先生自己的话讲“是穿过赤地千里的黄土高原，几经霍乱疫发区”，最后到达固原三营村，投于著名中国伊斯兰经学家虎嵩山阿訇门下学经。但好景不长，半年后，由于“地方遭遇饥荒，赤地千里，难民遍地”，只好转赴上海。适逢上海的伊斯兰师范学校阿拉伯文班招生，经考试被顺利录取，从此开始了三年系统的伊斯兰文化、历史和经典著作的学习。由于先生“有志于伊斯兰教哲学，及专研阿文，遂苦读不懈。三年，通大典，博览经史，考及英文”，所以“研究社诸君，器生才，乃资送留埃”，并认为他“负重责、有卓识，他日必伊斯兰柱石也”。1931年11月12日，先生一行五人由沙甸出发，经由越南、香港、新加坡、马六甲海峡、也门、红海、苏伊士运河，同年12月20日终抵开罗，由此开始了在爱资哈尔大学，后在开罗阿拉伯语学院的长达八年的海外求学之旅。回顾长达27年的求学生涯，其曲折艰辛可见一斑，而先生一心向学，对知识追求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韧也常为后学所称道。回顾这段往事，先生自己也说：“要不是有坚强的毅力，是不可能达到目的地的。”
　　先生一生勤于钻研、挥笔不辍、多有著述，可谓学著等身。先生之学术成就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对伊斯兰经典和近代外国论著的中文翻译；其二，是对中华文化典籍的阿拉伯文翻译；其三，自己的论著。纵观先生著述，有两大特点：一是学术性强。1933年暑假先生在爱资哈尔大学开始其翻译工作时，他选择的不是比较容易把握的时政文章或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有着相当难度的宗教学术著作——《回教哲学》，观其一生译作和著述也几乎全部都是学术性的，先生的治学志向可见一斑；二是致力于实际问题的研解，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例如《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伊斯兰教婚姻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不相冲突》、《对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的几点愿望》，等等，都是先生针对当时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提出的具有独到见解和实践意义的文章，先生学以致用的精神尽显其间。先生治学勤勉，无论是北非沙漠热浪还是回国后家乡的日机轰炸都没有使先生停下手中的笔，无论是文革间的批斗折磨还是参与国是带来的繁忙也都没有阻止他学海探索的步伐。尤其是当晚年病魔缠身，一眼完全失明，另一只眼视力不到0.2的情况下，却依旧致力钻研，无论是《回教哲学》还是后来的《阿汉词典》，先生一直致力于求真求实，特别是世人瞩目的《古兰经》汉译本，先生力求达到“忠实、明白、流利”并举的效果，“进学在致知”的治学态度令人感叹！据粗略统计，先生一生共完成译文13篇，论文48篇，译作18部，著作5部，这是何其惊人的学术业绩，何其浩瀚的著述工程！无愧于中国伊斯兰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二、传统穆斯林经堂教育改革的先导、阿拉伯语教学事业的开拓者
　　先生是学者，也是“辛勤的园丁”。1939年从埃及学成归国后，又曾先后在昆明明德中学、沙甸养正学校任教。1946年起直到1978年归真，先生一直辛勤耕耘于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讲坛之上。在教育领域的贡献有二：一是对伊斯兰传统经堂教育的改革，二是对阿拉伯语人才的培养和阿拉伯语教学的积极探索。
　　长期以来，中国穆斯林为祖国历史发展进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中国穆斯林的现状又不免令人遗憾。他们的勇敢令人敬佩，他们的贫穷也令人惋惜，于是一句谚语不胫而走：“只有贫穷的穆斯林，没有软弱的穆斯林”。探究造成中国穆斯林这种落后原因，先生将其归咎于教育。他说：“我相信回族所需要的是教育，中国所需要的也是教育；惟教育可以救国，惟教育可以振教；我想要同时尽我为穆民为国民的两种天职，舍教育别无它途。”但是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对中国穆斯林的教育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经堂教育来完成的，主要学习《古兰经》、圣训等经典。这种制度最早出现在阿拉伯国家的伍麦叶王朝（公元660—750）和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明嘉靖年间，著名经师陕西人胡登州在中国首倡经堂教育，他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方式相结合，改变了旧的“口耳相传”教学方法，经堂教育逐渐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教育的唯一形式。其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经堂教育的不足概括有三：首先，忽视对伊斯兰教根本精神的把握，片面强调对宗教细枝末节的争论；其次，对汉语和汉文化重视不够，一般的穆斯林子弟从小送到清真寺“念经”，却忽视了对他们的汉语文化教育，甚至一些穆斯林宗教学者竟然是汉文盲，让穆斯林子弟在以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度里难以立足；最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教育重视不够，无法使广大穆斯林更好地投身社会，参加国家建设。先生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了云南穆斯林既强调伊斯兰经典教育又重视对汉文化学习的优良传统，提出了改革传统经堂教育的思想。早在鱼峰小学任教时，先生就认为“回教团体创办的普通学校里，倘若不加授相当的回教常识，则将来培养的人才，既无宗教观念，对社会必不能表现回教徒的特质，必定不能尽穆民的义务。至于一般宗教学习的教材和教法，更有改良的必要。”先生还进行了采用英文读本的编辑方法改编阿拉伯文教科书的大胆尝试。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先生也从未停止对传统穆斯林教育改革的探索。他认为伊斯兰教育所担负之使命主要应有四点：一是要加强广大穆斯林对汉语、汉文化和各科现代科学知识的掌握，使他们更好地立足于社会；二是要大力翻译伊斯兰教主要经典，使广大穆斯林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三是要培养广大穆斯林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四是要发扬伊斯兰教的美德和文明，实现穆斯林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
　　先生青年时代所立下的两大宏愿之一是要在中国发展阿拉伯语教育，推广阿拉伯语。1946年先生实现这一宏愿、完成这一大业的时机来到了。那一年，北京大学聘任他为教授，他欣然应聘，参与组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阿拉伯语专业。当时，阿拉伯语人才十分匮乏，阿拉伯语教学方面也毫无经验可言。他按照阿拉伯语本身的规律，结合汉语的特点，借鉴现代阿拉伯语教学体系，并把它运用到教学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学的基础，使阿拉伯语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正式进入高等教育体制。他制定了全新阿拉伯语教学大纲，编写了系列阿拉伯语教材、阿拉伯语法书目和《阿拉伯语汉语词典》，为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承担了对北京大学和其他兄弟院校广大青年教师的培训，为阿拉伯语教学奠定了师资储备。培育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各族子弟，开展生机勃勃的教学活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阿拉伯语人才，从而开辟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事业的新时代！今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阿拉伯语在中国作为一门外语，其教学和科研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中国数代阿拉伯语教师共同努力和阿拉伯友人大力支持的结果。先生无疑是这一事业的开拓者。
　　三、中国与阿拉伯文化友好交流的使者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伴随着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双方的正常文化交流便长期陷于一种冰冻状态，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观，进而迎来中阿文化交流的春天。先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开启作用，被誉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使者”！
　　先生曾说：“我是中国人，又是穆斯林，我肩负着双重义务：公民的义务和宗教的义务，我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不懂中文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同样也应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伊斯兰教的经典和著作介绍到中国，以便教内外同胞都能了解伊斯兰教的真谛。”
　　阿学的汉译方面，先生贡献突出，有《古兰经》、《伊斯兰哲学史》、《回教哲学》、《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回教与基督教学术文化》、《回教教育史》等多部译著。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数《古兰经》、《回教哲学史》和《阿拉伯通史》了。先生对《古兰经》的翻译1940年开译，历十年之工，194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该译本译文忠实原文，明白、流利，正文之外各章节附有提纲和释文。后来，先生在8卷译本的基础上又译完了全部《古兰经》30卷，由于1978年先生归真，后22卷未及注释，为求体例统一，1981年全译本《古兰经》出版时就忍痛割舍了前8卷的释文。全译本《古兰经》一经面世，立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学术著作引用最多的版本，被公认为权威版本。著名学者白寿彝说：“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我相信，这个版本是超过以前所有版本的。”我们相信，伴随时间的推移，先生的《古兰经》译本定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先生翻译的《伊斯兰哲学史》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系统介绍伊斯兰哲学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学术专著。该书原作是荷兰东方学家第·博尔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讲学的讲稿，先生根据其英文本和阿文本译为中文，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先后两次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再版。除译文外，先生还在文中作了详细的中文注释，这不仅为国人阅读提供了方便，也对原作的不足和缺陷作了最大的补充。在其《译者序》中，先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认为“伊斯兰哲学和阿拉伯哲学是异名同实的”，并对西方流行的抹杀伊斯兰哲学价值的观点给予了义正词严的反驳。先生这一译著的学术价值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公认。先生从1957年便开始着笔《阿拉伯通史》的翻译工作，1965年基本译完，后又根据原著1970的再版情况进行了相应修改，故而直到1979年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才付梓面世。其原著为黎巴嫩籍美国学者菲利浦·希提所著的关于早期阿拉伯人、伊斯兰教的兴起，阿拉伯国家的诞生、兴盛与衰败，阿拉伯人在文化科学上的成就，阿拉伯人在欧洲建立的国家，其他穆斯林国家，奥斯曼帝国，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发展趋势等方面内容的学术专著。先生用20年之工进行翻译，准确、生动、忠实地体现原著内容，使该书成为国人学习和研究阿拉伯历史的必读之书。除此之外，先生依据现实需要，结合自己深厚的阿拉伯文化底蕴，写出了大量论文，如《穆罕默德的宝剑》等，这些论著对阿拉伯文化在我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先生也被公认为中国阿拉伯学的泰斗！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阿拉伯人民对中国的浩瀚文化也是向往已久。早在公元七世纪时，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就有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著名圣训。所以，在伊斯兰教传布之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交往还是较为频繁和广泛的，阿拉伯人对中国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在公元988年著名历史学家伊本·奈迄姆所著的《书目》中，就记载了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并转述了一位游历过中国的巴格达人对中国的印象和见闻，这是最早记载中国信息的阿拉伯古籍。但是，从整体来看，阿拉伯人民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还是亟待加强和进一步深入的。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先生及其同仁的卓越贡献，这种局面才有了较大改观。先生一生有众多的汉学阿文译著和关于中国情况的阿文著作问世，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论语》阿文译本和《中国伊斯兰教概观》阿文本。阿文《论语》译本是先生在留埃学习期间，以惊人的毅力翻译完成的，该译本不仅典雅通顺，忠实原著，并且为求阿拉伯人民学习之方便，先生还在正文之前详细介绍了孔子生平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为阿拉伯人民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国伊斯兰教概观》是先生用阿拉伯文撰写的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中国穆斯林基本情况及其所面临问题的专著，文中详实的资料和深邃的见解对阿拉伯民众了解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提供了极大方便。由于先生的开启之功，在阿拉伯世界逐渐兴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潮，一批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如福阿德·穆罕默德·西伯尔的《中国哲学》、哈桑·苏阿法的《孔子》等等。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先生在阿拉伯语方面的深厚造诣，他曾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事活动作翻译，得到了毛主席等多位领导人的大力表扬；1959年底，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亚非团结大会；中国政府1956年声援埃及人民反帝斗争和1958年声援黎巴嫩、约旦两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声明也都是先生翻译并直接向阿拉伯国家广播的。总之，在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友好文化交流的贡献方面，诚如西德基先生所讲：“无论怎样评价马坚先生的成就都不为过。”先生不愧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使者”！
　　四、民族平等、团结、和谐的积极倡导者
　　先生是位穆斯林，他为消除中国穆斯林各教派之间的误会、隔阂甚至冲突做出了卓越贡献。先生是名学者，探究其办学宗旨，他为倡导民族平等、团结与和睦奋斗了一生。先生还是新中国穆斯林参与国是的杰出代表，为新中国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为总原则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完善与贯彻落实做出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
　　长期以来，在部分中国穆斯林之间，对宗教的许多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争论不休，常常产生分歧、不和，甚至严重的分裂，以至于在中国穆斯林中出现了所谓的“老派”、“新派”和“新新派”等派系，他们之间互不通婚，互不往来，经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诉诸于武力。先生对此痛心疾首，经过深入研究分析，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由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对伊斯兰教教义没有正确理解所致。所以，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穆斯林教育事业，提倡中国穆斯林在学习宗教知识的同时应加强对汉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学习；通过对伊斯兰教的多部重要经典翻译和充满着向上精神的释文，他向广大中国穆斯林宣扬着伊斯兰教真正的教义精神，为中国穆斯林间的团结和睦呕心沥血。
　　先生不是政治家，但先生在新旧时期对参与政治截然不同的立场却是令人回味的。大家知道，中国穆斯林有着坚毅勇敢、不畏强暴的光荣传统。历史上，特别是清代，他们曾多次掀起大规模的抗争浪潮，但他们的这种抗争精神却引起了许多非穆斯林的误解甚至恐慌。针对这一情形，先生指出：“这种抗争不是由于信仰的不同引起的，而是由于满清王朝的专制压迫政策所引起。”当腐朽的清王朝被辛亥革命的怒潮淹没，共和制度在中国建立之际，先生兴奋难抑，因为“在民国的宪法中规定中国由满、汉、蒙、回、藏5个民族组成，在国旗中用红黄蓝白黑五种不同的颜色来表示。宪法中还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之间权利义务平等，穆斯林与其他民族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应尽同样的义务。他们享有广泛的自由，来处理宗教和世俗事务，以享受到两世吉祥。”这与先生倡导民族团结、平等、和谐的人生追求不谋而合。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公开叛变革命，并背离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转而奉行“大汉族主义”，五色旗被取消，代之以白、蓝、红三色旗，即“青天白日满地红”，并认为汉族是中华民族的“根”，其他少数民族是“枝”，认为中国穆斯林是“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广大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同胞强烈反对，于是南京政府就认为“中国穆斯林爱教不爱国”。先生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南京政府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真主的宗教在中国是不会消失的。中国穆斯林爱教也爱国，他们忠于自己的祖国，也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又显示出对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1949年9月，先生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讨论和制定。他将《论人民民主专政》译为阿拉伯文传播国外，还发表不少关于民族宗教的文章，胡乔木传达“毛主席感谢马先生写了好文章，有利于民族团结。”马坚也自豪地表示，过去教阿拉伯文和翻译，在于养家糊口。今日用阿拉伯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才是学习阿拉伯语的真正目的；1954—1978年，先生连续当选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先生不仅积极参与国是，为新时期民族政策的出台与贯彻落实献策献力，并且针对国内出现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不和谐因素，运用自己深厚的学蕴、渊博的见闻不断撰写文章予以消除。例如《穆罕默德的宝剑》、《对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们的几点愿望》等一系列文章，对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增强民族团结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由于为新中国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卓越奉献，先生不仅深得广大穆斯林同胞的爱戴，也赢得了其他各族人民的普遍尊敬和高度颂扬。
　　掐指算来，先生归真已有28载，逝者如斯，令人伤怀。然先生为学为人所展示出的高尚品格仍为后辈所仰慕，其为国为民的杰出贡献将使他永远活在人们心间！值先生诞辰百年之际，追寻先生一生之足迹，感而慨之，撰此小文，以表缅怀和崇敬之情，也为通过先生一生追求所彰显之学者风采，激励后学，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之使命。